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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領中國經濟學正確走向的一面紅旗

    ——喜讀劉國光先生《經濟學新論》所引起的若干思考

    李炳炎

    李炳炎(1945-),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內容提要] 作者回顧了寫作本文的緣起,闡述解釋了“經濟學新論”的內涵;高度評價了劉國光的高尚人品和文品,指出他樹立了一面引導經濟學與經濟改革的正確走向的紅旗,已成為人心所向,歷史必然。著重分析了于此相聯系的三個重大問題,呼吁將反傾向的斗爭進行到底。

    [關鍵詞] 劉國光 經濟學新論 評述 思考

    一、引 言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劉國光先生的新著《經濟學新論》一書,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2010年元月4日,劉國光先生就郵寄了一本新書給我。他在扉頁上題字并簽名,在書中夾寄了一張紙,其中寫道:“請炳炎同志為新書寫一則書評。我明日去海南三亞待一段時間”。并留了他的手機號碼給我。他十分重視這件事。我很晚才收到他郵寄的書。他從三亞打電話到南京我家問書是否收到?我回答:沒有。于是又去電話北京問他的秘書,確認這本書已從郵局寄出才放心。我收到他寄來的《經濟學新論》,翻閱良久,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終于出版了,這是非同尋常的一件事。為什么呢?其中緣由應從該書收錄的一篇文章《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簡稱“劉國光7·15談話”)說起。2005年7月15日,劉國光先生發表了一篇關于當前經濟學教學研究存在問題的長篇談話,先在一個內刊上發表,后在網上發布,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下子引起強烈而巨大的社會反響。劉老發表此談話考慮已久,準備充分,收集了大量事實,核心觀點是反思改革。他指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被削弱,被邊緣化,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則占據了主流、主導、指導地位。這種情況十分危險,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大是大非問題。他雖年事已高,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他不能不講話了。明明知道此舉會捅馬蜂窩,遭到占強勢地位的“主流派”攻擊,也作了在所不惜,豁出這把老骨頭的思想準備。他的講話旗幟鮮明,實事求是,問題點得準確、全面,一下子揭開了多年來存在的“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方向的斗爭的蓋子。其氣勢有如破竹,令人振聾發聵。在馬克思主義的聲音被西方經濟學甚囂塵上之聲淹沒得奄奄一息時,劉老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立場和大無畏的膽識,巨大的理論勇氣,力挽狂瀾,豎起紅幟,吹響反擊的號角,一下子成為率領中國廣大馬克思主義者反擊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和旗手。他說出了每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心聲,引起廣泛共鳴和獲得熱烈支持。

    這篇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一場空前的大論戰。筆者積極參與并率領數十名南京海派經濟學者率先站出來,堅決支持劉國光。我收集了大量正反面論戰資料,2006年7月,我主編成一本書,書名為《歷史關頭的深思與警示——劉國光經濟學新論評述》,選編了80篇文章,45萬字,分為四個部分:(一)劉國光經濟學新論原文;(二)支持與贊同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的評說;(三)反對與批評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的評說;(四)“新西山會議”與民主社會主義評析。請劉國光先生審了稿,請李成瑞先生作了序,請文章作者提供了授權書,我花費了不少時間與力氣,終于全部完成了編輯工作,可以交付出版了。如能及時出版發行,肯定是一部有震撼力的暢銷書。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經先后聯系了多家出版社,都一一婉言拒絕出版,其中包括劉國光先生親自推薦的一家出版社。無奈最后只得放棄出版。我向劉國光先生匯報,他老人家深深嘆了口氣,對我說:為何如此口徑一致地對付我們?恐怕事情沒那么簡單。當時他的文章是處于被封殺的境地的。他當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分管經濟研究所,但《經濟研究》雜志竟敢于抵制他的文章。就因為他的“新論”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得罪”了不少人。面對媒體每次對他的“封殺”,劉國光先生毫不畏懼,這位82歲的老學者憤怒地呼喊:“實際上他槍斃的不是我,槍斃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有生命力的,槍斃不了!”(第183頁)。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并盡力安慰他。

    從2006年7月至今,已過去了4年時間。時過境遷。劉國光的書《經濟學新論》終于得以出版了!這是多么來之不易。這說明黨的十七大召開以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恢復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這些根本方向性問題已解決。與2005年當時論戰情形已今非昔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終于勝利了。劉國光的文章和書,自然而然不可能再被封殺了。劉國光的《經濟學新論》能在今天出版,既是一個小結,又是一個開始。以上這段歷史,是一個緣由,也是劉國光先生當書一出版便急切地寄給我,并寫信要我寫書評的緣由。正因為如此,這則書評我是非寫不可的,非發表不可的。

    二、怎樣理解“新論”的含義

    劉國光先生在該書“前言”中這樣說:“2005年,筆者就經濟學教學研究等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成為一時熱議的話題,關心的同志把這些看法稱作‘劉國光經濟學新論’,并且以此為題組織了多次研討會進行討論。最近有朋友建議筆者把這幾年的文章集成“新論”,筆者也想將改革開放以來自己對經濟學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整理出來請大家檢閱。因此,筆者選了若干篇文章,以《經濟學新論》的書名問世。”(第1頁)

    從上述這段話,我們可以明白以下幾點。第一點,“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的提法,首先是別人起的名稱。主要內容是指劉國光2005年發表的“7•15談話”一文的觀點。2005年由于“7•15談話”的發表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劉國光也一時成為焦點人物。這一年,由一些民間社團主持,共舉行了三次“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研討會”。因為“7•15談話”的標題太長,所以會議組織者給起了個名,即稱為“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第一次研討會于10月23日在北京召開;第二次研討會于11月5日在北京召開;第三次研討會于11月23日在北京召開,通過網絡傳播,很快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

    關于“新論”這一名稱,劉國光曾在第三次研討會上的發言中這樣說:“今天討論‘經濟學新論’問題,其實也不是什‘新論’。這些問題是好些時候、好幾年積累起來的,大概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直到現在。不過,現在越來越嚴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西方經濟思想在我們的教學以及經濟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當中的影響非常大。”(第179頁)他所說的,是指他所批評的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右的傾向性問題,早已存在。他的觀點也不是這一次才提出來的。應該說,他的“新論”觀點,系統地集中體現在“7•15談話”中,但主要觀點形成于之前的“八十心跡”(2003年11月23日)和“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答辭”(2005年3月24日)。

    第二點,該書的“新論”與2005年所稱的“新論”在外延上有所區別。2005年的“新論”主要是指以“7•15談話”為代表的劉國光批評右傾思潮錯誤傾向,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觀點。而該書的“新論”除了上述內容以外,加進了改革開放以來至2005年之前這一段時間作者的經濟研究成果。但全書內容的重心還是在后邊部分。全書共26篇文章,前半部分占11篇,后半部分占15篇。前半部分11篇文章,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關于社會再生產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二是關于經濟體制模式轉換和經濟發展模式轉換問題。后半部分15篇文章,集中為一個主題: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改革方向而進行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斗爭。這一階段的任務更為艱巨。劉國光不無感慨地寫道:“我過去不大關心話語權一類問題,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我總以為,現在與過去相比,我們自由討論的氣氛還是濃一點。這次被意識形態的爭論卷進來了,就感到有‘話語權’問題了”。(第181頁)因而他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大聲疾呼。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當是老生常談的常識性問題。而當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公有制主體地位被虛化、取消的時候,劉國光的言論就成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論”。該書的主題,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改革,十分鮮明。

    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巨大的反潮流勇氣

    常言道:文如其人。要做學問,先要學會做人。劉國光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是有口皆碑的。本書鮮明地體現了劉國光先生的品格,一是作為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民情結;二是作為一名追求真理的勇士,敢于勇立潮頭、指點迷津,具有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和勇氣;三是作為一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熟練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運用自如,對于改革與發展中的復雜現象,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這些,正是我要向劉老師認真學習的所在。

    在本書中,他說:“研究經濟學要有立場、觀點、方法的說法,好像又不大時興了。但我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第164頁)這里既體現了他的社會責任感,又體現了他的敢于鞭笞時弊的理論勇氣。

    劉國光先生今年86周歲,從事經濟學研究60年。在他80歲華誕慶祝座談會上,他說道,他既學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學過西方經濟學。“這兩種經濟學在我身上交錯并存。我是怎樣處理它們的關系的呢?借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第161頁)他聯系中國經濟改革實際,指出了為人們所忽視的傾向性錯誤。他接著說:“我們這一代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復的錘煉。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么看。計劃經濟在蘇聯、在中國,還是起過輝煌的歷史作用的。但歷史也證明,計劃經濟畢竟不能解決效率與激勵的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必由之路。但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很多。完全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的公正協調發展。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必須有政府有效的調控干預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予以引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尤其要加強政府管理經濟社會的職能。這是我和許多經濟學界朋友們共同的信念。”(第161頁)他的這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真知灼見,具有深刻的真理性。然而,這一觀點是與當時流行的觀點針鋒相對的。在1993年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不少人以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與國家計劃是針鋒相對的,改革方向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而從理論到政策、機構設置上全盤否定計劃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論、政策作用最小論、非調控論等錯誤論調滿天飛。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出現嚴重失衡和混亂。經過總結經驗教訓,黨的十七大報告重新強調“發揮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劉國光高興地稱贊道:“十七大報告關于國家計劃和宏觀調控問題,有這樣一段話:‘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這句話的意思是:重申國家計劃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一樣,是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其中國家計劃與產業政策又在宏觀調控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導向作用。這個意思多年沒提了,現在重新提出,意義十分重大。”(第254頁)劉國光先生多年從事宏觀調控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研究,是著名的“穩健派”經濟學家,他深知國家計劃的重要性。他說:“我的興趣主要在宏觀經濟方面。……在反通貨膨脹和反通貨緊縮的問題上,前些年同經濟學界的一些朋友進行了友好的交鋒。‘軟著陸’的經驗與擴大內需政策的采取,表明我國對付通脹與通縮的宏觀調控手段的運用趨于成熟,短期運行問題可無大慮。問題在于中長期農村與城市、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等能否協調發展,不致引起各種潛在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我想這是當前我們要著重關心探討的問題。”(第162頁)在這里,劉國光先生涉及到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理論問題。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新經濟范疇和新生產方式,應是作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特定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與“計劃市場經濟”這一生產形式的結合。在這里,“計劃市場經濟”是一個復合型的生產形式范疇,它是由“計劃經濟”這個生產形式和“市場經濟”這個生產形式兩者的結合或統一而形成。雖然,從1979年以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段時期,確是保持了正確的方向。但此后也出現了一些失誤,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1)否定和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錯誤傾向。

    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第二次經濟普查的相關數據表明,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被削弱了。2008年在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在企業資產比重中占32.8%;在企業實收資本比重占36.4%;在工業從業人員比重中占12.3%。(見國家統計局網站于2009年12月25日發布的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第1-3號公報。)

    (2)否定計劃經濟,削弱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錯誤傾向。

    首先,是對計劃經濟的認識有偏差,錯誤地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產品經濟。認為改革的對象是計劃經濟,改革就是要將計劃經濟改掉。有一個長期流行的錯誤說法,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有的權威性著作的名稱就叫《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于是,人們得出共識,認為計劃經濟是壞東西,要改掉;自由市場經濟才是好東西,要采用。

    這樣,計劃經濟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搞得名聲很臭。國家中央機關機構改革時,索性把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撤銷了,對“計劃”兩字諱莫如深,好像見不得人,改成其他用詞。改革初期是談“市”色變,害怕市場經濟;隨后是談“計”色變,害怕計劃經濟。

    到底什么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是對國民經濟實施計劃調節和管理,使之保持綜合平衡,有序運行。計劃,就是人們對經濟過程運用一定的手段進行事前控制。這是好東西。沒有計劃,經濟運行就會混亂。我們改革的對象是產品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也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形式范疇。它可以與產品經濟結合,形成計劃產品經濟這一復合型的生產形式范疇,這也是我國原有舊的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它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合,形成計劃市場經濟這一新的復合型的生產形式范疇,這正是我國改革對目標生產形式的正確選擇。卓炯先生對新體制的表述是“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體制”,是十分嚴密的。這一嚴格的概念表述,杜絕了可能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經濟”解釋成自由市場經濟或無政府狀態市場經濟,或無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任何企圖。實際上,多年來不少人的意識中已經沒有計劃經濟優越性的概念了,都默認了自由市場經濟。這種錯誤傾向必須扭轉,必須為計劃經濟恢復名譽,在理論上必須確立“計劃市場經濟”新觀念。

    所謂計劃市場經濟,就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使計劃以市場為基礎,使市場納入計劃。也就是說,要把市場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計劃市場經濟就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這就要求學會運用價值規律的宏觀調節作用,運用計劃手段和經濟手段按比例地將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各個部門,與社會總需求相適應。

    計劃市場經濟的對立面是自由市場經濟, 即讓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導致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由于否定計劃經濟,削弱了宏觀調控,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無政府狀態比比皆是。例如,從2006年到2009年四年間,全國范圍內不少大中城市的商品房價格上漲了數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調控房價,結果愈調愈漲。前些年在“教育產業化”口號下,高校盲目擴張的結果,一方面導致畢業生大量積壓,“蟻族”越來越大,就業困難;二方面,由于師生比例失調,教學質量嚴重滑坡;另一方面導致用于高校建設的數千億銀行貸款成為呆賬,增加了金融風險。全國性的投資熱在地區、部門利益驅動下愈演愈烈,導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耕地銳減,形成巨大的通脹壓力和糧食減產壓力。大量工業生活消費品生產過剩,積壓成災,造成巨大浪費。而廣大工薪階層和農民收入下降,購買力萎縮,使擴大內需難以落實。這些如不及時有效應對,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受到價值規律的懲罰。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對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主張,其基本點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取消國家發展計劃和中長期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國企私有化。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背道而馳的,應引為警戒。當前,應當重新認識計劃經濟,發揮其優越性,建立計劃經濟管理機構,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和綜合平衡,加強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力度。

    劉國光先生一向追求真理,從不隨波逐流。在我國30年改革進程中,一開始是計劃產品經濟思想占上風,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較早地主張市場取向的改革,論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批評了當時占上風的產品經濟論。當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之后,他又及時指出在發展市場經濟時不能忘了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能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嚴厲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革主張。在經濟學界他始終居于少數派,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他既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倡導者,又是公有制的堅定保衛者。在他身上,體現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非凡品格和智慧。劉國光先生是一位改革的旗手,他豎起了一面令人振奮的引領中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正確走向的紅旗。

    四、當前必須著重關注并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

    今天,在劉國光“7•15談話”發表五周年之際,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關鍵時期。當前必須著重關注并解決以下幾個重大問題。

    (一)重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經濟學新論》中,劉國光寫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一點?……,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第164頁)“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指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就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共產黨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第177頁)“我國貧富差距擴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已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生深刻的影響,只有從基本經濟制度上來解決這一問題,才能最終阻止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第269頁)。他的這一論斷是在重申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論斷。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關系產生的。”(《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998頁。)可見,收入分配制度最終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那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一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一個根本原則性問題。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明確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決不能被削弱或動搖。

    在這里,非公有制生產關系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多種非公有制經濟中的生產關系,但是由于它們的總和在全社會的生產關系總體中必須處于非主體地位,所以,全部的非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總和,必須處于輔體地位。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公有制生產關系總和作為主體生產關系所組成的經濟基礎,是必須始終保護和壯大的,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被削弱和動搖。

    從理論和實踐上看,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表現出了比私有制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大規模私有化,嚴重危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

    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最近的相關數據表明,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變化值得引起關注。據國家統計局網站于2009年12月25日發布的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第1-3號公報顯示:“2008年二、三產業企業單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情況為:企業資產方面,公有制經濟企業資產為68.1萬億元,比重為32.8%,非公有制經濟企業資產為139.7萬億元,比重為67.2%;企業實收資本方面,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12.4萬億元,比重為36.4%,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實收資本為21.7萬億元,比重為63.6%;工業從業人員方面,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443.2萬人,比重為12.3%;非公有制經濟工業從業人員為10295.1萬人,比重為87.7%。”為了使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建議一要大力宣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意義;二要大力批判和澄清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

    首先,要著力轉變國有企業改革的工作思路。

    1. 鞏固與壯大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為了保持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它占GDP的40%左右為宜。關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問題,第一種思路是建立國有獨資公司,無論如何改,它們仍是國有企業。第二種思路則是成立國有資本絕對控股的企業,雖然引進民間資本,但仍保持國有企業的性質。在國有資本需要退出的國企中,可以考慮將其改造成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工人股份制”是在實行自主聯合勞動的基礎上,工人在生產中居于主體地位,是工人支配資本,而不是資本雇傭勞動。同時,它的企業形式是股份公司,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工人階級通過集體持大股而占有資本,成為既是勞動者又是資產所有者的公民,取得勞動收入和資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2. 徹底清算和堅決回收流失的國有資產。對于已經“改制”過的國有企業,要依法劃清公私財產界限,清查并收回非法流失的國有資產。

    3. 慎重對待壟斷國有企業的改革。警惕借此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當前應采取的措施是:一要規范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秩序,以防止出現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二要將壟斷國企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全部上交國庫,只允許保留適當的比例作為企業發展基金。

    其次,要加快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1. 將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隸屬于全國和各地人民代表大會。當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以后,各級地方國資委在管理體制上就可以采取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歸口管理,同時按照上級國資委管理的模式進行管理。

    2. 加強廣大職工在國有企業管理與監督中的作用。國有企業職工擁有參與對企業資產的所有、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有權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于國有資產的有效運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完善現行的《公司法》,從經濟、法律制度上確保企業職工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監督活動。

    3. 建立科學合理的國有資產經營效益考核標準,培育一支高素質的國有資產經營者隊伍。

    再次,要加快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 。

    中國農村的長遠發展還是要依靠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來實現,實行農業的集約化經營。這就是要實現“第二個飛躍”。鄧小平早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加快實現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可以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把分散的農民集合和組織起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二是要大力提倡將股份合作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二)堅決遏制收入分配不公、社會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

    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研究10大熱點問題之一。這是因為世界金融危機迫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拉動型向消費和投資協調拉動型轉變。由于以前靠投資拉動,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勞動報酬被盡量壓低。改革開放30年來,企業往往只是長利潤,不長工資,有的企業20年沒給職工加工資。工資低,壓低了居民消費率,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低于印度2008年的54.7%。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下降。這必然造成我國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世界金融危機造成外需萎縮,使我國出口拉動型戰略嚴重受挫。為了拉動經濟,必須大力增加消費,這是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增加消費,就必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為此,必須大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對此,劉國光在《經濟學新論》中寫道:“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也就是第一次強調初次分配也要講公平,這是過去沒有講的。我們知道,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把收入分配的原則表述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經過十五大、十六大,繼續這樣提,在十六大時還發展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就是說在總體分配上公平處于兼顧的第二位情況下,初次分配還要不講公平,只講效率。這個提法有毛病,到十六屆四中全會時,適應新情況新要求,才開始淡出“優先”、“兼顧”的提法。也就是說,開始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了。把公平問題放到兼顧的第二位,以及把公平問題推到初次分配之后,讓再分配來解決,這一提法在一段時間一定范圍起了促進效率的作用,但不利于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所以,到十六屆五中全會(2005年)報告征求稿中又重新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樣,在征求意見時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對,于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全文文件最終定稿時還是勾銷了這兩個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優先”、“兼顧”提法的淡出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主張的突出,無疑是收入分配領域理論政策的一大進步,黨中央的這一決策大家都很歡迎,但是一部分“精英”人士反對,不知是什么心理。

    到這次十七大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害是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這是一大亮點,我說至少是十七大報告亮點之一,意義非凡。

    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是中央分配理念的一個重要變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調節的只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數額要比再次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廣得多。許多分配不公平問題產生于初次分配領域,諸如企業分配中資本所得偏高、勞動所得偏低,高管人員所得偏高、一般雇員所得偏低,壟斷行業所得偏高、一般行業偏低,農民工所得大大低于城市人員等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發生的問題。初次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一旦形成,再分配無力從根本上改變,只能在此格局基礎上,通過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等作局部的修補。所以在初次分配中就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靠再分配手段是很難矯正的。

    十七大報告還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實現初次分配中就重視社會公平很重要的要求。初次分配中影響收入分配比重的核心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即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問題,資本贏利高而勞動報酬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資本與勞動在初次分配中過于不公,加大了貧富差距擴大。從1994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從51.2%下降到41.2%,企業盈余比重則從23.4%上升為29.6%,而在發達國家,例如在美國,目前兩者比重約為56.3%和12.4%。鄧小平同志在晚年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來,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紀末已經指出,按照前一段時間的“先富論”走下去,肯定會出現社會不公平,收入差距擴大和出現兩極分化,明確要求用大力氣解決防止兩極分化問題。只不過我們對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思想宣傳不夠,執行不力,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愈來愈嚴重。必須下決心花大力氣解決這個問題。

    (三)將經濟學領域反錯誤傾向的斗爭進行到底

    近五年來,經濟學教學研究工作中的右的錯誤傾向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某些高校我行我素,頂風而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愈演愈烈,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仍處于被邊緣化境地。

    劉國光在《經濟學新論》中曾寫道:“于祖堯同志說,現在我們積極參加關于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討論,但是也不要寄予過多的期望。我也有同感。因為現在我們感到阻力還是很大的。如一些同志所講的,經濟學界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第181頁)劉國光“7•15談話”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的高度重視,他批示劉云山、陳至立、周濟等同志,要求作調查研究,以期解決問題。但是遭到一些高校的抵制。劉國光說:“我聽說,教育部派了調查組到一些大學調查。有一個大學的院長說,劉國光講的跟我們這里情況不符合,我們這里沒有這個情況。說劉國光同志講的話是給教育部‘抹黑’。……如果所有的大學經濟院系的領導都這樣匯報的話,那么我的話就算白講了。很可能這些問題就不了了之,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當然不見得如此。”(第180頁)。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劉國光抱著捍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堅強決心,早已有精神準備。他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巨大阻力,以大無畏的精神做好了長期戰斗的思想準備。他說:“我們這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教學科研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的指導地位的斗爭,是很艱巨的,是持久的斗爭。我們要堅韌不拔地進行下去!”(第183頁)

    2005年,當時82歲的劉老講這一番話,真是令人震驚的。已82歲高齡,早該享受天倫之樂,頤養天年了,為何還要如此處心積慮進行艱苦卓絕的思想斗爭?的確是展現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高尚人品和崇高精神追求,真是感人至深。從2005年劉國光“7•15談話”至今,已經近五個年頭了。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經濟學界,看看是什么景象,與五年前相比,沒有出現什么實質性變化。君不見:第一,教學方針仍未明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唯一的經濟學理論課程,西方經濟學仍占據半壁江山,“馬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并未落實。馬克思主義仍然只是被作為一個流派對待,并未取得主導地位和主流經濟學身份。第二,教材問題仍是崇洋媚外,從國外大量引進雜亂的外文原版教材,大量引進海歸西化學者,照本宣科,生吞活剝,不讓人聽懂,誤人子弟。“馬工程”雖然已啟動,但是,那些參加“馬工程”的所謂“專家”,有不少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私有化的人。也沒有搞出什么真正有創新的成果。對“兩種教條主義”批判特別是對西方經濟學教條主義的批判仍不得力、仍無進展。雖然近年來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用事實雄辯地證實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虛偽性和失敗,但國內仍有人在大肆推崇而使之泛濫。以惡毒攻擊馬克思出名的張五常的著作仍在書店銷售。宣揚新自由主義的期刊、書籍比比皆是。第三,高校教師隊伍面貌基本依舊。日益增多的海歸派并未經過再教育而可對高校長驅直入,被待為上賓,讓其大肆販賣私貨、洋貨,有的直接將國外大學聽課筆記照搬在黑板上就算完成講課。第四,領導權和話語權問題并未解決。不少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權已被篡奪了,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而在西化派手中。一些地方干部在國企改制、土地開發、維護職工權益等問題上,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維護開發商和官員的利益,置民眾生死于不顧。《經濟研究》沒有改組,仍在鼓吹洋八股,貽害學術研究。《經濟研究》主持評選“60年來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0位專家學者”,劉國光斷然拒絕入選。多年來鼓吹私有化的學者、主張私有化的資深教授仍被推選為央視年度人物。

    2005年,為了響應劉國光同志的號召,積極參與反對私有化、自由化的斗爭,我寫了一篇文章《關于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教育與研究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問題》。這篇文章的觀點至今仍未過時,仍有號召力。為了沖破阻力,與資產階級自由化、西化派作長期的斗爭,在此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篇文章表達的觀點。

    我認為:一個時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與作用被削弱和邊緣化,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愈來愈大,已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狀況危害極大,涉及我黨我國的前途命運,不能不令人擔憂。我們呼吁中央重視這個問題,采取得力措施,迅速糾正這種“右”的偏向,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和指導作用。

    1、糾正高校經濟學的教學方針。按照目前教育部的規定,我國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實行“雙軌制”,即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并行地都作為經濟學、管理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表面上是并行,實際上是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致使西方經濟學乘虛而入,占據主導地位。建議取消這種“雙軌制”,改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基礎理論的單軌制。

    2、調整高校經濟學教學內容。目前不少高校經濟學專業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體系中,西方經濟學的總課時大大超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總課時,前者約為后者的1~3倍。不少高校在大專專業也將西方經濟學列為主課之一。在研究生課程中不開馬克思《資本論》課程。建議調整課時比例,突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普遍開設《資本論》課程;西方經濟學在大專階段列為選修課。

    3、糾正研究生考試存在的偏向。目前在高校的非經濟專業的所有經濟類和經濟管理類專業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側重考西方經濟學,不考或少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考試導向將考生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經濟學,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基礎。例如,有幾位2008年考取某校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碩士生,入學后聽專業課像坐飛機,他們說因為在大學本科沒學過政治經濟學,只學過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削弱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建議加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占總分的比重。

    4、糾正教材西方化的偏向。前些年西方經濟學教材的多種版本大量涌入。不少高校要求研究生使用英語原版教材,沖擊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經濟教材的這種變化,反映了經濟學教學重點已發生改變。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我國主流經濟學。教材體系西化嚴重。建議用新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取而代之。

    建議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經濟理論的研究工程的建設,嚴格把關,審查,清除有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廣開才路,開門辦研究,廣泛吸收確有水平的專家參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要有多種版本,最好實行公開招標、競標。

    5、強化馬克思主義者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目前高校經濟學教學體系中,不僅教材已西化,博士和師資也在西化,把博士分為“土博士”與“洋博士”,“洋博士”在地位和待遇上遠超過“土博士”;有人主張由成批量的海歸派軍團占領經濟學領導崗位,刻意推崇重用在西方名牌大學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排擠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這種西化傾向,已擴展到黨校和政府部委培訓機構,他們要求高級人才去美國獲得名校學歷,回國加以重用。國內一些主流期刊也已“美國化”,推行“美國范式”,洋八股盛行,扼殺真正的科學研究和發表自由。凡此種種,正在將中國經濟學引入泥潭,必須加以全面糾正。

    建議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隊伍特別是領導崗位進行一次認真的清理。凡是主張私有化的人,凡是推崇西方資產階級理論、貶低以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西化嚴重的人,一律調離領導崗位,包括高校的校長書記、院長、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和重要期刊的社長、主編、副主編。一定要在近期內使這些領導崗位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作者聯系方式:

    南京市白下區建鄴路168號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210004;

    E-mail: libingyan20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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